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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慰安婦紀念日:臨終枕邊,她們仍在等那聲道歉

人進大門呵呵笑,我進大門眼淚流

天上落雨路又滑,自己跌倒自己爬

自己憂愁自己解,自流眼淚自抹干

——“慰安婦”題材紀錄片《三十二》片尾曲《九重山》。

中新網8月14日電(卞磊)二戰期間,日軍強征“慰安婦”,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恥辱的一筆;硝煙散去80多載,老病相催的幸存者們,仍未等來日本政府的道歉。

在8月14日第七個世界“慰安婦”紀念日之際,讓我們駐足聽一聽她們的故事,讓世人見證并記憶。

資料圖:2018年8月14日,民眾走進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參觀,感受“無聲的控訴”。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

“噩夢開始于此。”

“她有很樂觀的一種心境,愛美會唱山歌,她是瑤族人。”在中國“慰安婦”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眼里,廣西省荔浦縣的韋紹蘭是“慰安婦”制度中國受害者群體中,讓他印象深刻的老人之一,“盡管經歷坎坷,但是非常達觀”。

在1944年冬天,24歲的韋紹蘭被日軍抓走,并被關在馬嶺鎮的“慰安所”。她在“慰安婦”題材紀錄片《三十二》中說,噩夢開始于此。之后,慰安婦成為了她另一個身份,一生最恥辱的身份。3個月后,飽受摧殘的她偷偷逃回家,卻發現自己已懷有身孕,之后就生下了兒子羅善學。

自此,苦難就成了兩個人的代名詞。因外人的偏見,兒子羅善學至今未婚。

資料圖:2019年5月5日,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公布,日軍“慰安婦”制度受害者韋紹蘭于5月5日辭世,享年99歲。圖為韋紹蘭老人和他兒子。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

但是,老人總是用她燦爛的笑容感染著周圍的人。在蘇智良看來,韋紹蘭那句“這世界真好,吃野東西都要留出命來看”,感動了無數人,是最樸素、卻最有力量的語言。

2010年12月,韋紹蘭與兒子羅善學一起赴日控訴,母子二人相繼在東京、京都等參加了多場“受害者證言集合”活動。但自1995年中國原“慰安婦”對日索賠拉開序幕迄今,所有案件都以敗訴告終。

“我們經常挨打,受到威脅,被刀子割傷。”

被抓走的時候,家住朝鮮半島的李浩善才14歲。“就在大街上,一些男人抓起女孩子的胳膊,就拖進汽車里”,李浩善回憶稱,然后她們就被送往“慰安所”,成了所謂的“慰安婦”。

“慰安婦”是日語中的特有名詞,在日語辭典中的解釋為“慰安戰地官兵的女性”。但顯然,這一帶有欺騙性的解釋,無法概括日軍對被占區女性的丑惡罪行。

“我們經常挨打,受到威脅,被刀子割傷。”“很多女孩子都試圖自殺,她們在水中自溺或者上吊身亡。”李浩善稱,自己也曾想尋死,但最終退縮了。

被炸死、病死、難產死、過勞死、打死、自殺死……在“慰安所”隨戰事不斷轉移過程中,死亡的女性不計其數。有超三分之二的人,沒等到戰爭的結束就已殞命。

資料圖:2019年5月9日,日軍“慰安婦”制度受害者湯根珍在湖南岳陽家中與世長辭,享年99歲。圖為4月,病榻上的湯根珍老人聲淚俱下控訴當年日本人暴行。中新社發 李根 攝 圖片來源:CNSPHOTO

1945年日本投降,“慰安所”在一夜之間“消失”,所有人都懵了。“我不知道我該去哪里。”李浩善說,自己不認識回朝鮮的路,也不想回去,因為會給家人帶來太大的恥辱。“我的臉上寫著我是慰安婦。我無顏面對我的母親。”

后來,李浩善和一名朝鮮族男子結了婚,在中國延吉市沉默地生活了幾十年。直到2000年,她在丈夫逝世后才回到了韓國,并生活在一個專門安置原“慰安婦”的“集體之家”中。在多方打聽下,她還找到了自己仍然在世的弟弟,并恢復了自己的身份。

故事至此,原本應該走向圓滿。但有一天,李浩善的弟弟突然音訊全無。就像她所擔心的那樣,弟弟不愿再和她有任何聯系,他為有一個當過“慰安婦”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恥辱。

“我不會死,我要永遠活著。”

2016年接受采訪時,簡(Jan Ruff-O'Herne)已是一位幸福的曾祖母。但幾十年前,當她鼓足勇氣在東京講述自己的故事時,日本人都很震驚——這位荷蘭裔澳大利亞人竟也是“慰安婦”制度的受害者。

90多年前,簡在荷蘭東印度群島(現為印度尼西亞)出生。1942年,日軍入侵島上后,她與其他9名女性被日軍強行帶走,日復一日的摧殘由此展開。“眼淚順著我的臉流下,”簡在回憶錄中稱,摧殘和折磨幾乎每天都在繼續。

在戰爭結束后,簡與一名英國人結婚,并一起遷往澳大利亞。但午夜夢回,那段黑漆漆的日子帶來的恐懼,仍在“追趕”她。而她則揣著自己的秘密,小心翼翼地活了50多年。

資料圖:2018年8月14日,旅德的韓國和日本民間團體在柏林舉行集會,要求日本政府向“慰安婦”制度暴行受害者正式道歉,并作出賠償。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

二戰期間,受“慰安婦”制度毒害的女性數量,達20萬以上。但在戰爭結束后,這項議題卻始終無法像其他戰爭罪行那樣公開理性地討論。直到1991年,簡才看到了希望:時年67歲的韓國籍原“慰安婦”金學順首次揭發日軍殘暴的“慰安婦”制度,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。

不久后,簡也鼓起勇氣四處游說,她稱“女性不應該在戰爭中被強奸,戰爭不應該讓強奸變得理所當然。”2015年12月,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“慰安婦”致歉,并提供數百萬美元作為補償基金,但這些都僅限于韓國受害者。而簡和其他國家的人,依然沒有討回公道。

“他正在等待我們所有人死亡,但我不會死,我要永遠活著。”說這句話的時候,已過鮐背之年的簡表示,就算自己死了,家人們也會繼續“戰斗”,決不讓這段黑暗的歷史,與最后一名受害者一起被埋葬。

資料圖:2017年8月14日,世界“慰安婦”紀念日,中國大陸最后一位起訴日本的“慰安婦”受害幸存者黃有良的葬禮,在其家鄉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舉行。中新社記者 尹海明 攝

歷史親歷者們正在凋零……

“現在,包括教科書在內,寫‘慰安婦’這個歷史真相的越來越少。”蘇智良對中新網記者指出,但在1990年到2000年前后,“日本社會和新聞界都積極地調查、反思,推動賠償,推動日本政府認罪。書店里關于‘慰安婦’真實情況的書非常多……”

蘇智良表示,中國的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們現在平均年齡為94歲,差不多都接近人生的終點。“個別的老人到了這個年齡,已經一切都放下,她認為可以寬恕;但是大部分的老人認為,侵略者不承認,我不能寬恕……”

2019年8月14日是第七個世界“慰安婦”紀念日,如何紀念那些遭受苦難和恥辱的女性?(制圖:雷宇竺)

這些,都只是千千萬萬個“她們的故事”中冰山一角。如今,歷史親歷者們正在凋零,中國在世的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僅剩約18人,韓國僅剩約20人。

“她們的歷史”不該被掩埋。只要人們能記住一個故事,受害者也許就不會恥于言說;只要人們能記住一個人,這些行將逝去的事實,或許就能被鐫刻成永久記憶的“墓志銘”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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